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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历史概述

    • 来源:《中共中央在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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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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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调集了占国民党军百分之八十的军力,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妄图速战速决,一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地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

        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只有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才能恢复国内和平。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充分相信,我们不但必须打败国民党,而且一定能够打败国民党。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党中央的正确论断。到1947年2月,经过八个月的英勇自卫作战,我军累计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六十六个旅,五十四万余人,非正规军十七万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能力,并使其迅速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狂妄计划宣告破产,不得不改变其战略方针,从1947年3月起,集中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三,重点进攻我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其中,进攻陕北解放区的兵力有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多人。

        3月13日,胡宗南率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向人民革命力量的心脏延安进犯,加上马步芳、马鸿逵的十二个师、榆林方面第二十二军两个师的策应,妄称要在三天之内占领延安。

        当时,我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六个旅,二万多人,数量上相当于国民党军的十分之一,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寻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此,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作战。3月19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

    一、中央工委时期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会议根据当前形势发展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前委在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领导下,率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作战;工委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领导下,率一部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委在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下,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致电周恩来称:“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

        4月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在中央后委所在地三交镇与周恩来、董必武、贺龙等会合。

        4月4日,刘少奇、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称:“从延安出发,中直军直共五千五百人,留河西者七百人。”“现决定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者约一千人,决定去太行者三千八百人,第一批行军走三千人,其余陆续走。”“路线决定经五台前进,四月十二日可开始出发,第一批三千人分七个支队,每日出发一二队,大约行路十天,休息二三天,四月底才能过路。”由此可见,中央工委原来是准备前往太行,即晋冀鲁豫解放区的。

        4月5日,刘少奇、朱德率部三千余人到达晋西北区党委所在地山西兴县,准备作短暂休整后继续经崞县前往五台。

        4月9日,刘少奇在兴县晋绥建军会议和兴县公安局长联席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革命的高潮将要到来,现在是这个高潮的前夜。”他在会上宣布了毛主席、党中央仍留在陕北,在那里和群众一道坚持战斗,并指挥全国作战。他讲明了党中央决定成立工委,带领部分中央直属和军委直属机关向华北转移,正是为了适应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需要,为了尽快把反对国民党进攻的自卫战争从内线转向外线,从防御转向进攻,为最后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可见,中央工委的成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华北转移,决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和退却,而是伟大转变的开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等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稍事休整,并对晋察冀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5月3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与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政治委员罗瑞卿等会合。针对晋察冀解放区当时的情况,根据军区负责人的建议,刘少奇、朱德于5月10日致电党中央,建议改变原拟去太行的打算,中央工委留驻在平山。中共中央当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工作机关留在晋察冀工作一时期,以便能够帮助中央局解决各项工作问题。”

        在此之前,4月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正式发出了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6月14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朱德的电报里指出:“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这就是党中央委托中央工委的三项任务。

        (一)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晋察冀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在解放区建设方面成绩卓著,被誉为“模范根据地”,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战绩显赫,如发动和参与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共谈判和政协协议的签订,国内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新形势。为此,中共中央曾在1946年2月1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指出:“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同时也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求全党全军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由于晋察冀解放区有晋察冀中央局的统一领导,有较为完善、较为系统的民主政权,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和基础。所以,抗战胜利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军事建设相对较为薄弱,甚至在国民党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晋察冀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不如其他解放区积极果敢,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也较其他解放区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多次向军区负责同志指示,要求尽快改变局面。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此次向华北转移,就是带着帮助解决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到晋察冀解放区去的。为此,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前往晋察冀,协同刘少奇、朱德等帮助解决该区军事上的问题。他们到达晋察冀后,先后多次与中央局和军区主要负责同志深切交谈,并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干部群众的意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说服动员工作,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那里的局面迅速转变。

        在中央工委的具体指导下,晋察冀军区先后发动并取得了清风店战役、正太路战役、石家庄战役、平保战役等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钳制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力地支持了其他解放区作战,尤其是石家庄战役,不仅是开创了我军运用攻坚战术攻克大城市的先例,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中央工委专门在晋县召开了攻克石家庄的经验总结大会,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上报党中央后被转发给全国各地参考。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奠定了基础,并为党中央在西柏坡建立进京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安全可靠的屏障。

        (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势力的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反对国民党的自卫战争。《五四指示》中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一般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影响了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不断扩大,支援前线的负担不断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统一制定更加适合形势需要的土地改革政策,中共中央早在1947年1月就曾做出决定,准备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土地会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准备。后来,由于延安失陷,情况发生了变化,土地会议改由中央工委在工委所在地召开。

        l947年7月17日,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解放区的领导人和代表107人,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把问题集中后,再转入第二阶段,讨论决定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根据各地汇报的情况,经过讨论分析,认为各地贯彻《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存在土改不彻底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指导土改的政策本身不彻底;二是存在党内不纯的问题;三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会议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着重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结合土改整编党的队伍。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公布这个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明确指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上述财产。这就比较彻底地废除了封建制度,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村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符合民主革命的要求的,具有重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对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分配土地的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虽然符合农村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但在执行中,曾发生过侵犯中农的利益等现象。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老解放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一场席卷封建势力的暴风骤雨,摧毁着中华半壁江山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中央工委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和指导着各个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开展。为了取得运动全过程的第一手材料,中央工委曾组成工作团,直接领导工委所在地平山县的土改和整党运动。工委自始至终与各地保持密切联系深入调查研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了解各地运动发展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方面通报各地区引以为鉴。特别是当运动出现"左"的偏向以后,中央工委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做了大量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使运动得以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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