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古老的陶瓷文化

　　铜川是北方青瓷的故乡，我国宋代著名的耀州窑遗址就在铜川境内黄堡镇。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博物馆、展览馆展出的耀瓷，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日本、欧美诸国，都把陶瓷视为珍宝，争相购买、收藏。那栩栩如生的造型、精美的装饰艺术，无不使人惊叹！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艺术文化遗产。

耀州窑瓷器

　　约在一万年前，即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中国就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六、七千年前即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根据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第一册二章）一书中的研究成果看，在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制陶业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由于是露天烧制，陶瓷封闭不严，陶器多呈红色或红褐色，上边绘有植物花纹和几何图形，少数陶器上有鸟、鱼、人头等图形（西安半坡遗址的陶器）。炊具已有鼎、甑、斧、罐之类，蒸煮各种食物。饮食器有小钵、碗、盆、盘、杯等。打水用的有小口尖底瓶。储存东西的有瓮、罐等。这个时期的文化称为仰韶文化，又叫彩陶文化。

　　铜川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在铜川市耀县（今耀州区）的塔坡、铜川黄堡镇吕家崖均有发现。据铜川耀州窑博物馆发掘和考查：吕家崖遗址，在黄堡镇吕家崖村南侧共有四处。出土的陶器数量不少。陶质分细泥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细泥黑陶六种。陶器的制法，与西安半坡等地一样，均以手制，多采用泥条筑叠法，器口沿多经过慢轮修整，用湿泥抹光。且多彩陶，器物表面的装饰也与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相仿，多为植物和几何图形，有一个葫芦形的陶瓶上，绘有鱼形花纹。弦纹、线纹、网纹、方格纹多饰器物上腹部外壁，都用黑色绘制。褐红色的陶器有钵、碗、盆、罐、瓶等。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距今约四、五千年前），将陶窑封闭，故陶器呈灰色。这种灰陶在铜川亦有发现。这些陶器显示了原始先民的高超造型艺术，也为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铜川耀州区商代遗址中，也发现了鬲、献、簋（音规）、罐、尊、豆等器物，还有制陶使用的陶拍。这些器物同陕西长安、河南睿县、洛阳和江苏丹徒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簋、豆、罐等器物有些相似，呈现灰青色。由此，可以断定，铜川在商、周时期已有瓷器及简易烧窑了，到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

　　从整个瓷业看，唐代已有官营、民营两种，有了重大发展。唐前期已大量烧制白瓷器。从铜川玉华宫瓷窑出土的白、青瓷片看，均属于唐前期的官营瓷窑。宋代时，耀州窑的瓷器已与开封的官窑、禹州的均窑、汝州的汝窑、定州的定窑、龙泉的哥窑这五大名窑的瓷器齐名，畅销国内，远至日本。北宋官员张隆赞耀州窑的青瓷器说：“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说明耀瓷的工艺已发展到空前的地步，造型与装饰艺术都达到了高峰，而且成为上贡朝廷和与外国使节交换的珍品。

　　《同官县志》记载：“考古家每艳称耀州宋瓷，实出同官，耀固无陶土，销场所在尔。”据宋代张隆《黄堡镇窑封德应侯碑记》说：“晋永和中（345～356年），有寿人柏林，传居民以陶术”。相传“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宋代时，黄堡镇是“青峰回护，绿水旁泻，草木奇怪，下视居人，如在掌内”，“居人以陶业为利”。当时的陶工已经知道利用河水，节省劳力。“陶人居多沿长河之上，日以废泥投水，随波而下，至于山侧，悉为白泥，殊无毫发之余混沙石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代陶瓷制业的兴盛，人工和泥已供不应求。制坯方法是：“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均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煅炼累日，赫然乃成。”耀瓷青脆声响，颜色“温温如也”，誉满宋朝内外。

　　铜川东南一隅的陈炉、立地坡、上店曾是三处古窑场。彼此相距不过三五里，而且都是受黄堡耀州窑的影响而得以发展，因而，也都属于耀州窑系的组成部分。如今立地、上店两店早已停废，唯有陈炉窑还在续写着陶瓷生产的历史。

　　走进陈炉，一座座马蹄式窑炉，星罗棋布；一排排作坊，鳞次栉比；一层层罐罐墙，错落有序；一条条瓷片小路，户户相通；一堆堆产品，光彩夺目。仿佛看到的就是东方古瓷镇的活化石。踏入陶瓷展馆就象身临艺术的宫殿。元代产品、明清产品、民国产品、现代产品，件件工笔细腻，文化内涵丰富，展现出科学与艺术的创举，陶瓷与艺术的结合。陈炉，遥远的昨天辉煌；眼前的今日，千年炉火不熄，仍在继续着创造，续写着辉煌。

　　铜川过去号称煤城，其次便属陶瓷了。陶瓷在铜川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20世纪以前，铜川日用陶瓷的和产量占全省的70﹪，销售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和日本等地，深受用户欢迎。陶瓷的开发与利用，是人类向自然界斗争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它不仅向人们提供了生活用品，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作为艺术文化留芳百世。铜川已把陶瓷作为支柱传统产业重点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