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着小雨，我穿过美丽如画的校园，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北边办公室

　　那天下着小雨，我穿过美丽如画的校园，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北边办公室。校园里到处是色彩各异的树木，空中飘着蒙蒙细雨。那一年时间里，我非常喜欢步行，尽可能地走遍校园和周边地区的每个角落。那个叫做斯泰特科里奇（State College）的小城，是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处处皆美景。令我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当地人悠闲的生活方式。访学一年时间里，我很享受与戈德比教授的各种正式或不正式的谈话。他慷慨大方中国前十大旅游城市，答应与我共享办公室——实际上那间面积不大却温馨雅致的办公室几乎被我独自霸占了。室内幽静温暖，窗外风景如画。除却上课之外，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写作、思索，度过了人生中难得的因安静而倍感美好的一年。

　　那天是2011年9月16日。我们的讨论主题正是“休闲城市”。谈话伊始，我就抛出了疑惑很久的一个问题——“休闲城市”的概念可能是中国人发明创造的，因为我在英文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这个词。戈德比对此表示部分同意。他说，在西方社会中，的确有“休闲城市”这个词组，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含义。说起“休闲城市”时，人们往往指的是“让人们享受城市”。在他看来，尽管“休闲城市”几乎是一个中国创造的术语全国主要城市县天气，但是他并不反对，甚至还颇为欣赏，将此视作中国人寻求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的一个表现。他一直呼吁，中国的休闲发展不能直接照搬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指出，在美国，政府参与公园和游憩方面的工作其实与社会改革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人（大部分是女性）抱怨没有地方可供孩子玩耍、亲近自然。他们呼吁要为孩子们提供休闲娱乐设施，比如沙地、游泳池和公园等。随后，政府出面为老年人、儿童和其他人群提供游憩娱乐的机会。直到目前，各级政府都有公园游憩部门，提供包括从体育、艺术、手工到自然景点在内的各种休闲设施和服务。政府公共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分配于公园和游憩，该比例已从3%-5%上升到6%-7%。一般来说，市民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差不多只有100美元左右。在很多城市，政府都补贴和管理很多休闲设施（如游泳池），有些是免费的，有些只需支付很低的价格，有些则提供年票。他递给我一本斯泰特科里奇（State College）当地公园游憩部门印刷的小册子。里面囊括了该城镇所有关于休闲活动的信息，从泳池、瑜伽、儿童高尔夫到郊区旅游城市旅游形象概念。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所有这些休闲活动都不贵，几乎都比北京的便宜很多。

　　谈话结束后，戈德比去和朋友打壁球了城市旅游形象概念。我静静地站在窗前回味、沉思。雨停了。窗外，一位男士牵着狗在红的树下慢跑。街对面的院子里，一位女士低头做园艺城市旅游形象概念。对于在“巨大、喧嚣和拥挤”的北京（我对戈德比语）生活了十多年的我而言，这个小城实在太有魅力了。

　　正如戈德比教授所注意到的，中国人喜欢排名沿海城市旅游。仅就城市而言，就有几十种排名，从最佳城市、最美城市、最宜居城市、最幸福城市，到最有竞争力城市、最大城市和最有创意城市沿海城市旅游、最富有的城市、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游客最喜爱的城市等等。在所有这些排名中，“休闲城市”排名历史相对较短。本世纪初，杭州赢得了第九届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主办权。这被认为是中国城市试图探索政企互动、提升城市休闲功能的创新性尝试。杭州与其他城市相比，在休闲方面确实具有特殊优势。杭州将自身定位为“休闲之都”，以此推进宜居、宜游、宜业、宜学的城市形象。

　　2006年，第九届世界休闲博览会在杭州举办。一些人称其为“中国休闲元年”。这项活动提高了学术界和地方政府对休闲的兴趣和关注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休闲城市”排名。研究者、媒体、各种协会、学会等组织开始关注“休闲城市”评价指标的设立。这股热潮催生了数十种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

　　从积极的角度看，“休闲城市”排名热促使当地政府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改善休闲活动环境，进而关注城市休闲功能。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变革，因为过去人们主要关注生产而非生活，主要关注游客而非当地居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城市其实只是想通过短期促销而不是长期建设来获得“休闲城市”的头衔，这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戈德比或许知道，也或许不知道，对“休闲城市”排名的热衷只是中国地方政府间激烈竞争的一个体现。从某种程度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功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Xu, 2011）。地方官员是由上级政府提拔的，而提拔的依据就是当地经济发展程度。这种晋升方式导致同级地方政府领导之间激烈竞争。当然，人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这种基于GDP的政绩竞争。旅游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引擎。因此，发展当地经济的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宣传、促使本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从而吸引更多游客。从1998年到2010年，全国总共339座城市已经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优秀旅游城市。2001年，国家旅游局与世界旅游组织（UNWTO）合作，启动了最佳旅游城市评选，杭州、大连和成都于2006年获此殊荣。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城市之间作为旅游目的地而存在的竞争。城市目的地在竞争中，必须关注自身与其他城市的差异。那些富有休闲传统和休闲特性的城市（比如杭州）很自然地将休闲定位为自身的竞争优势。在中国，休闲还是个新概念，很多人认为休闲比旅游更时髦、更高级。因此，热衷于将将“休闲城市”作为城市宣传的新名片。

　　众所周知中国前十大旅游城市，现代社会的休闲是伴随着城市生活出现的。一方面，城市化使得休闲服务的规模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和单调也使得休闲活动的社会化成为必要。城市是休闲活动的供给者，也是需求者。休闲成为城市的基本功能，用以满足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游憩和休闲需求。

　　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休闲城市”及其排名使得人们误以为它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类型。实际上，每个城市，不管它的自然资源沿海城市旅游、历史、文化、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如何沿海城市旅游，都可以而且应该可以发展出富有特色的休闲。换言之，休闲是任何城市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

　　世上没有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用于所有城市的休闲发展模式，但有些城市的成熟经验的确值得借鉴。2011年，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全球休闲范例城市研究”报告。我们选取了10个城市作为范例，系统研究这些城市是如何充分利用其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来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包括当地居民每天的休闲活动以及游客和度假旅行者的需求），以及政府、市场和公众如何携手并肩提供多样化休闲设施和服务。我们建立了一些标准，比如，城市应该能够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其自然环境（不论是海滨、江湖、沙漠还是沼泽）来发展休闲；城市独特的文化特质应该被用于发展休闲；城市应该提供综合休闲功能，有合理规划的空间并有一系列的休闲设施；休闲活动应该种类多样，能够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的需求；应该在商业运作领域有所创新，从而引导休闲发展并为其他地区提供范例等等。

　　基于对所选取的10个城市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城市发展应高度关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关注如何让居民与游客、让社会的各个群体都能平等、方便地享受到休闲，关注如何提升人的生活品质。这是城市发展的内在使命。第二，判断城市的休闲发达程度，硬件设施、产业规模等固然是重要的考量，但更应关注理念和精神层面的问题，应从观念和文化角度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使其有意愿、有能力享受适合自己的休闲生活。第三，在休闲发展中，应设法令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科学处理好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协调好公共休闲设施、服务与商业性休闲设施的发展。第四，毋庸置疑，休闲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休闲发展绝非简单的经济事务，而是一个社会建制的过程，涉及到文化习惯、民族个性、政府治理、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城市规划等各个方面。第五，不管其发展起点如何，休闲发达程度高的城市大多会走向综合型支撑，即同时发挥资源、市场、政府、社会的作用，形成多元立体的休闲产业和无所不在的休闲氛围。第六，城市各不相同，作为展示城市生活方式的休闲，没有世界统一标准，也没有全球通用模式，但是类似城市之间可以相互借鉴。

　　尽管我个人不太喜欢和提倡使用“休闲城市”这个词，但是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杭州作为这个概念的发起者和最早实践者，确实在休闲发展中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杭州有2200年的历史，地形特殊，被西湖和群山所环绕中国前十大旅游城市。这个城市的人文传统优雅、休闲和舒适，并以各种方式展示着东方休闲生活的智慧和魅力，如各种民俗手工艺技术、传统民居，还有和谐地散布于自然景观之中的精致客栈、餐馆、茶馆。这个城市富有创新精神，且采用各种方法付诸实施。

　　杭州拥有丰富的自然和历史遗产，被称为“人间天堂”。杭州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精心保护和科学管理这些自然和历史遗产，包括完成了西湖和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等。杭州于2007年确立了“东方休闲之都，生活品质之城”的发展目标，对城市品牌进行了系统研究、宣传和管理。同时将这一目标贯穿于各个领域，包括产产业调整、城市形象系统、遗产保护、政府服务和城市亮化等。杭州举办了西湖博览会、休闲博览会等大规模会展，大力宣传休闲城市形象。通过改善公共休闲空间，杭州展示了城市的开放性、吸引力和细致优雅。杭州所有的公园都对公众免费开放，在公共休闲空间方面，杭州还建设了大量的城市广场、公园和适宜步行的休闲街道中国前十大旅游城市。杭州的很多创新性做法在全国都起到了引领作用，比如向公众免费开放博物馆，向所有人开放西湖，向公众免费提供自行车等等。杭州还在不断地探索新的休闲发展途径。比如，建立了十大休闲活动基地，并由此形成休闲项目链；大力发展十大潜力产业等等。在杭州，政府、企业和市民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休闲发展。政府通过机构设置、产业政策、城市规划和建设保护，在休闲发展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同时，公司、行业协会和其他机构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为休闲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而城市居民则是休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当然，杭州和其他城市一样，也存在交通堵塞、房价飞涨和雾霾天气等问题。就在我撰写本章的前一周，杭州市余杭区承诺，在与公众协商达成一致前，延缓新建大型垃圾焚烧厂计划。这个决定是持续一天流血的结果。这项邻避（not-in-my-back-yard）运动体现了市民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影响。

　　1980年，经济改革之初，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只有2亿人。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7亿。在此期间，城镇化水平从不足20%提高到50%以上。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城市人口，超过17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百万，7个城市的人口超过千万。而且，这种人口增长趋势还在继续全国主要城市县天气。到2025年，预计将近7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德国、意大利差不多。到2030年，预计有共3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与此同时，政府试图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在大多数国家，城市化都是发展的果而非因，而在中国自从而下的发展模式中，城市化俨然已经被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要转向新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就需要发展小城镇，这些小城镇能够有效地从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整合乡村。

　　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建起了密集的建筑、宽阔的街道、开阔的广场和巨大的绿地。作为地方政府的另一种政绩体现，有些建得过于排场，却没有考虑过谁会使用这些设施以及如何使用。我曾到西南地区一个因烟草而兴盛的城市调研。当时正是夏季中午，站在巨大的城市广场上，几乎所有参与调研的人都汗流浃背，周围几乎没其他人。广场水泥地上矗立着巨大的雕塑，讴歌这个城市的巨大成就。环顾四周，没有树，也没有遮阳篷，椅子都很少。不难想象，这样的地方要开展休闲活动，得有多难，尤其是在西南地区炎热的夏季。另一次，我去新疆乌鲁木齐调研。傍晚时分，人们在绿荫环绕的城市小广场上享受着多姿多彩的休闲活动。很多当地人载歌载舞，一位同行者禁不住加入了人群，一起唱歌跳舞。广场上临时搭建了一些棚子，人们四处闲逛，不时买点当地纪念品。我在一个摄影展台前停留了很长时间，被那些和当地历史文化有关的图片深深吸引。

　　城市是个令人激动的话题。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技术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出版于1961年的著作《城市历史》中探索了城市文明的发展。他写道：“相比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以及与人类社会的精神价值之间的关系而言，城市在物质层面的设计及其经济功能居于其次。”他在那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中引用了中国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并提到，“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具有这幅画所展示的那些特征：多样的景观、各种各样的职业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芒福德还主张，城市规划应该强调人与生活空间的有机联系。近年来，在中国，人们创造、宣传、追逐了很多城市概念，包括山水城市、公园城市、绿色城市、宜居城市、智慧城市、紧凑型城市、创意城市等等。不管怎么命名，城市都应该要建设和管理得让居住其间的人活得更舒适。事实上，随着城市病在中国和全世界的扩散，人们越来越难在城市“诗意地栖居”了。

　　如果能够引导当地政府建设更多适宜休闲的城市，那么我会由衷地为“休闲城市”这个概念欢呼。然而遗憾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目前这似乎更多地是个标签。要使城市更具休闲功能，不仅需要考虑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建筑风格、绿地广场和雕塑公园等等，还需要有趣的街头涂鸦、当地居民悠闲的表情以及更多鲜活的内容。

　　本文摘自于宋瑞、杰弗瑞 戈德比合著，《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对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该书英文版由美国Venture Publishing出版社出版中国前十大旅游城市。

　　作者注：全书初稿用英文写就，后译成中文。写作和翻译过程中虽尽力追求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精准表达和文字美感，但仍未尽意，甚为遗憾。敬请读者鉴谅。